「天涼的時候，耶和華神在園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，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，躲避耶和華神的面。耶和華神呼喚那人，對他說，你在那裏？」（創三8～9）
我出生在「文化大革命」那動亂的年代。仍依稀記得，半夜裏母親將我從熟睡中抱起，去參加遊行。一九七六年以後，在「科學救國」的口號下，全國上下都迎接「科學的春天」。在「學好數、理、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」的潮流裏，上大學成了我的夢想。
八十年代初，我終於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學生，世人羡慕的佼佼者！想到畢業後將成為身穿白大褂，出入病人中，救死扶傷的醫生，自覺高尚無比。數年寒窗之後，如願被分配到一家大醫院，擔任眼科醫生。二十歲出頭的我，立下一生之願：「這一生不作金錢奴隸，不求政治光環，只要作一個真正能使人重見光明的全國一流的眼科大夫。」
接下來的幾年，自然不輕鬆。我穿梭於門診、病房、科室，找名醫拜師、到好醫院進修，搞課題、作研究、出文章、寫新書。白天忙病人，晚上寫稿子。幾年下來，由一個生疏的實習生，到能獨當一面，甚至可以理直氣壯地收紅包的人。
正當我的事業蒸蒸日上，朝着目標越來越近時，有兩個奇怪的感覺在我裏面越來越強烈。一個就是把自己「出賣了」的感覺。因為，為着搞好關係，對主任總要阿臾奉迎，溜鬚拍馬；對同事明中左右逢源，暗中爭競忌妒。原本想過一個「出污泥而不染」的生活，但無可奈何之下，只能承認一個事實，我已經跳進了一個大染缸─不管我情願還是不情願。如果大學剛畢業，我還是一件「白襯衫」的話，幾年以後的我，已經「灰不溜秋」。而且心裏很清楚，越想往上，就越不能顧是白是黑。雖然朋友說我「混」得真不錯，但我只能苦笑，甚至覺得再繼續下去，可能會把自己的人格都給賣光了。
另一個就是「不怎麼樣」的感覺。雖然表面看似春風得意，但心裏卻想，「也不怎麼樣啊！難道我一輩子就這樣作一個『好醫生』而已嗎？」一面好像快達到目標，一面又失去了目標…。
正值我和丈夫的事業處於黃金階段時，我倆突然想要出國─能自由發展，可能可以闖出一條「金光大道」來。一九九三年，因我先生有機會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作訪問學者，於是我們來到了美國。
來美後第一週，我倆到朋友家聚聚。一上公車，拿了一張二十元美金向司機買票，司機說「No」，原來這是個無人售票車。二十元全丟下去太傻，下車換錢又怕遲到。這時有人主動來換零錢，讓我們覺得美國真不錯。另有一位身穿黑衣的女性，看我們像是剛來的，就主動問候。臨下車又熱情地邀請我們去教會，並且向我們要電話號碼。平常非常謹慎的丈夫，不知怎麼搞的，還真的拿筆寫下了號碼。—待續 （見證人：孫金摘自「新人雜誌」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