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時上海的租界仍然存在，上海召會沒有受到戰事太大的影響。到了一九三九、四○年，主帶倪弟兄看見，召會是基督的身體，身體上的肢體個個都應該盡功用，有全體召會的事奉。這件事先是在上海召會開始實行；上海一開始全體事奉，我也到那裏受訓，得到相當大的幫助。因此，在一九四○年，我從上海回到北方，就照樣帶領召會往前，有身體的事奉。到了一九四二年，上海召會因為外有日軍壓迫，內有仇敵攻擊，不得已停止聚會；所以，上海召會的身體事奉，只開了一個頭，並沒有作得完整。
然而在北方，雖然規模小一點，卻是作得非常完美。到一九四三年，身體的事奉就完全具體了，同時也帶進一個莫大的復興。我一生直到今日，還未看見有那一次的復興，像一九四三年在北方的煙臺一樣。那時召會的人數不多，只有八百多位弟兄姊妹，但幾乎個個都奉獻自己，把所有的財物交出來，為着主的福音行動。就在那時，有一百多位大人孩子，同時移民到內蒙古的綏遠。結果，在一年之內，那一帶有四十幾處地方召會興起。他們不是個人出去，乃是團體的出去。此外，還有三十位左右的聖徒，去了東北鴨綠江下游的安東，那裏的召會也大大的復興。
當時，我們有一個沉重的負擔，要用華北受過訓練的弟兄姊妹，去開發西北。因為眾人都有信心中國一定勝利，到時就可以用華北的人才，配合東北的財富，發展西北的工作。可惜中國剛剛抗戰勝利，又有了內亂。這個計畫至終無法實現。
勝利後的復興
勝利之後，我有一個負擔，從北方到南京、上海，看望弟兄們；因為有五、六年的光景，彼此斷了交通。那時在南京有一些弟兄在聚會，上海召會在一九四二年停止聚會，到了一九四六年剛有一點恢復。我去的時候，有一百多人擘餅。弟兄們要求我留在南方，經過禱告、尋求，我覺得那是對的，就在一九四六年底搬家到南京。我自己就在上海、南京兩地工作，兩邊兼顧。一九四七年底，上海復興起來了，擘餅人數增加到一千多人，分在十六、七個分區。
這時候閩粵兩省的召會，因着抗戰的緣故，許多弟兄在立場上站得不確定，變得非常紊亂、非常弱。他們聽到上海召會的復興，從福州、廈門、汕頭、廣州都有信給我們，要我們去訪問。一九四八年，有幾位同工就一同訪問閩粵兩省和香港。訪問期間，我們有一個負擔，要去住在福州倪柝聲弟兄所住的地方。那時倪弟兄因着上海弟兄們鬧事，停止了盡職，一直沒有恢復。我們到了福州，福州召會有了一個復興。在那個復興中，倪弟兄的職事恢復了。我就要求他去上海，因為那年四月間，在上海有一個同工的交通聚會，各地愛主、追求主的同工都會來。倪弟兄答應了，就與我們一同到了上海。他一到上海，就帶進一個更大的復興，那可說是全國性的復興。主在那裏作了榮耀的工作，無數的人流淚悔改，懊悔他們前幾年的錯誤。倪弟兄的職事就這樣正式恢復了。
此後，倪弟兄帶着一部分同工，以及一班渴慕追求主的人，到福州鼓嶺，給他們為期四個月的訓練；那就是鼓嶺第一次的訓練。訓練完畢，眾同工和所有追求的弟兄姊妹，從鼓嶺下來散到華北、華南，立刻全國各地都有了復興。
局勢變動的影響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，國內局勢大大的變動。那時我正在杭州有一個特別聚會，同時背負一部分責任，要把一些弟兄姊妹，從錢塘江移民到江西弋陽。剛剛好聚會結束，事情辦完，我接到倪弟兄的電報，召我速速回上海。那時國際局勢惡化，局面艱難。我趕回上海，和倪弟兄談到時局的逆轉，不能不考慮工作與召會如何應變。倪弟兄就召集那些在上海的前頭同工，有一次談話。同工們來了，倪弟兄一開場就說，『因為時局改變了，我們在主面前覺得，要打發李弟兄離開中國大陸到海外。他願意去也要去，不願意去也要去。』我事先一點也不知情，當時聽見了也不能講甚麼。他又說，『我們其他的同工，從今天起，都要到主面前尋求主的引導，或留或去；這裏的工作不能定規甚麼。』在這時期，我們知道中國的局面要變了，所以拍出電報，請求全國各地召會，為着主的工作向主呼籲。這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間的事。
到了第二年二月間，局面更吃緊，倪弟兄又到上海，再召集一次同工聚會。這一次聚會他稍微清楚了，他仍然堅持要我離開國內，卻要所有同工都留在國內，為主拚上去。他不像第一次，要大家尋求主的意思或去或留。這一次，他說了一篇很長的話，說他必須要留，所有的同工也要留下，準備為主犧牲。
這個聚會是在下午，聚會完了之後，有姊妹替我們豫備飯食，倪弟兄和我就到弄堂散步。我抓住機會問他，為甚麼大家都留下為主拚上去，卻要我一個人走？我很沉痛的說，『是否我不配為主捨命？』倪弟兄轉過身拍拍我的肩膀說，『弟兄，不是的。你要瞭解，我們準備拚上去，是希望主憐憫我們，替我們開路。但是，我們怕有一天我們被一網打盡，所以你出去了，我們在海外還能有一部分留下。』當時，我們兩人說這話是很嚴肅的；我們都落下淚來。我就說，『弟兄，你既這樣說，我接受。』他立刻問我，是先去香港，還是先去臺灣？我說，我一點也沒有意見，你怎麼安排，我就怎麼接受。
那時上海召會在南洋路買到一塊很大的地，價值美金十萬五千元，要在其上造一所裏面能容納三千人，外面能坐二千人的會所，並且馬上就要開工。倪弟兄因為要到鼓嶺完成第二期訓練，就吩咐我留在上海，負責把這個會所造起來。我就留在那裏造會所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底，大會所大體都蓋好了，只剩下玻璃沒有裝，粉刷油漆沒有作，我忽然接到倪弟兄一封電報，要我把上海召會的一切責任，交給地方上的弟兄，然後到他那裏。因此，我去了福州。因着局勢改變急速，我在福州僅僅住了一週，就必須離開。倪弟兄盡力為我買到一張機票，我便把甚麼都撇在福州，就搭機飛到臺灣。
臺灣工作的開始
那年五月底我到了臺灣，不久我的家眷也來了。我永遠不會忘記，我們剛來時，全家十口就擠在一所十六個塌塌米的房子裏。那時各地的召會都是租用日式的房子，弟兄姊妹的人數也不多，全省從北到南不超過三、五百位，在臺北也只有幾十位。我們在國內，多少年來的工場都是廣大的，全國各地都有召會，而且我是在工作中心的上海，有一個大的地方召會，每次聚會至少有一兩千人。這時來到臺灣，看見弟兄姊妹七零八落，聚會走上塌塌米，還要先脫鞋，我裏面真是從頭頂涼到腳底。在這裏有甚麼可作的工呢？我心裏實在失望，覺得沒有甚麼可作的。頭幾週，除了弟兄們安排特別聚會，我去講道之外，其餘大部分時間是躺在家裏，看着天花板，長聲歎息。—待續（摘自李常受文集1968年第二冊主的恢復與神心願的完成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