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方見證的起頭
這時我們中間年長的同工，汪佩真姊妹蒙主呼召為主作工。她是在讀中學時，聽見福音得救的；她的父親是浙江嘉興縣的縣長。汪姊妹得救後裏頭就真是發燒，瘋狂般要出來為主佈道作工。在四十年前，一個官家小姐，中學還沒畢業，就要出來作遊行佈道家，這在人看真是發瘋了。一九二五年，汪姊妹受主引導從上海到華北傳福音，在那次傳福音中，我得救了。我的得救是透徹的，並且在得救那天，我在回家路上就蒙召了。那時正逢倪弟兄出版基督徒報，我很快的得到倪弟兄所出版的書報。藉着這些書報，我的眼睛被開啟，看見基督教的錯誤，並且認識召會的路。一九二七年冬天，我正式從我所在的公會脫離出來。那時我在北方，與倪弟兄沒有見過面，但是曾通過信，與他在屬靈的事上有過一些交通。
過了五年，主在我的家鄉山東煙臺開始了召會的見證，那時我已經在洋行裏作事。到了第二年，因為那裏的工作相當蒙主祝福，擔子也加重了，我就受主引導，有意放下職業，全時間事奉主。一九三三年八月間，當我正在考慮這事的時候，倪弟兄正從國外回來，他在回國的船上有一個很重的負擔，就寫一封非常短的信給我，信上說，『常受弟兄，關於你的前途，我覺得你應當全時間事奉主。你感覺如何，願主引導你。』這封信到達時，非常加強我裏面的感覺，印證我在主面前所受的引導。所以我就辭掉職業，離開煙臺，經過天津、北平、南京，到上海住下。一面作倪弟兄的客人，一面作受他訓練帶領的人。
我在上海住了三、四個月之久，經過了一次特別聚會。一九三四年，有一天，倪弟兄來看我。他說，『常受弟兄，這裏的同工們都覺得，你該把家眷接到上海來，與我們一同作工。你把這事帶到主面前，看主怎麼帶領你。』我就把這件事帶到主面前。主給我看見，祂的工作和見證，乃是一道流；就如行傳一章所說，這個見證要從耶路撒冷起，一直流到各地。（8）我裏面就清楚應該到上海，南北合併成為一道流，而後再往外流出去。所以，在一九三四、三五年，我大部分時間都留在上海。在這期間，主實在恩待我，給我莫大的機會，有所學習。之前，我可以說只有一顆愛主的心，但是對召會的路，對生命的路，認識得實在太少。那一段時間因着住在上海，主把我擺在工作中心的地方，也擺進召會的責任裏，我所學習的就多了許多。到了一九三五年，工作中有發展，派我住到天津，開展天津和北平一帶的工作，一直到蘆溝橋事變。
抗戰期間的試煉與復興
一九三四年，倪弟兄蒙主光照，開始看見地方聚會的界限；到了一九三七年，就看見地方召會的立場。在一九三四到三七年之間，主更給我們看見，基督在我們裏面，如何作我們得勝的生命。所以，一九三五、三六、三七那幾年的講臺信息，多半重在基督是我們得勝的生命。這樣，我們不僅對於外面的路，召會的立場清楚了，同時對於裏面的生命也有相當的認識。
這時，中日戰爭爆發，沿岸一帶的弟兄姊妹大多退到後方；這對我們各地的召會是相當的打擊。那時我正在山西、陝西一帶作工，聽見戰事起來，趕緊回到北方，要把家眷接到後方。那知一回到北方，時局變動太快，不許可我這個行動，我就陷在北方日軍佔領之地。—待續—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晚上講於臺北原刊於一九六九年三月『話語職事』第二百十二期（摘自李常受文集1968年第二冊主的恢復與神心願的完成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