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很樂意跟大家有一些總結的話，因為這兩天大家的負擔都集中在得青年人，成全青年人來為着主的恢復。
我得救是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，主遇見我，我就得救了，在公會裏受洗，又參加學校裏的團契活動。抗戰勝利了，學校復原，我因為在復旦大學唸書，就從重慶回到上海。大概是在一九四六年秋季，我就被帶到上海召會聚會，聽見李弟兄講道，頭一次我就被他吸住了，我真是非常欣賞他的帶領，他的供應。所以在開頭的時候，我真是感謝神叫我在主的恢復裏，得着成全，得着幫助，得着餧養。李弟兄如何得着我們，如何成全我們，給大家講一點故事增加一點見聞。他的教訓、他的榜樣，他一生之久都是這樣。
我主日參加召會聚會，但別的時候在學校裏還是忙着團契的活動。有天召會有受浸聚會，李弟兄先給我們講受浸意義，還要經過受浸談話，要考試考及格了才可以受浸。我聽他講受浸的意義，越聽越覺得我那個受洗算不得受浸，所以我就問弟兄們可不可以受浸啊？弟兄們說，可以啊！我就報名，就受浸談話。我就被帶進一個房間，大概是長老室吧！有七、八位弟兄，我只認得李常受弟兄。七、八位坐在沙發上，我就被引進去，李弟兄一看到我就說，「這是得救的，不用談了。」所以我是免試入學了。我一點不是說我有什麼特別，那時上海召會一百多人聚會，來這麼一個年輕人，他怎麼幾次聚會就看到我了，就注意到我了，就了解我是個得救了的人。我不敢說李弟兄看到年輕人眼睛就亮了，因為我沒注意他的眼睛。不過我們要得着年輕人，成全年輕人，第一，一定要注意年輕人，留心年輕人，一看到就立刻被吸引，李弟兄就是這樣一個人。
受浸後，他自己就幫助我，也讓有關的同工們幫助我。那時候我們就有機會和汪佩真姊妹、李淵如姊妹，還有別的姊妹，她們家住在會所的斜對面，弄堂的斜對面，主日就請我們吃飯，吃了飯就跟我們談，所以非常得她們的幫助，得着非常深的印象。汪姊妹她是非常和藹，非常關懷、非常熱切給我們屬靈的幫助。那時倪弟兄還沒恢復職事，也不參加召會的聚會，也不參加召會的擘餅聚會，因為他覺得有些問題沒有解決，他是很難恢復他的職事。但是李弟兄一直拉他說，「這裏有一些年輕人，你應該給他們一點幫助，一點帶領。」所以倪弟兄也就答應了，我也有那個福分。聚集不在會所，在一個弟兄家很大的客廳，大概有二十多位年輕人，都是大學生，倪弟兄就給我們交通話語。我雖然是後期得救的，但感謝主能夠聽到倪弟兄給我們有話語的交通。在美國時，弟兄們聽見我聽過倪弟兄講道，大家眼睛都亮了。
第一次在校園傳福音，我沒有親身參加，是在我得救之前，就在國立交通大學，一些弟兄們就起來在學校裏傳福音，很大的福音活動，可以說是第一次在大學校園裏傳福音，有幾百人，貼很大的海報，把整個交大都轟動了，那時校園對於基督教的活動還是敞開的。所以我得救後，心裏也發熱，就請李弟兄也到復旦大學來傳福音，他說，「好，我來看看。」我就發動團契弟兄姊妹來談校園傳福音，那一天李弟兄就帶着同工們，還有青年工作服事的人，弟兄姊妹浩浩蕩蕩十幾位，坐了電車到了江灣，就到復旦大學來看。結果那些團契的人不像弟兄姊妹你們今天活在靈裏，或在相調裏，都七嘴八舌的，意見不合。李弟兄看了那光景不便說甚麼，只說，「時候還沒有到。」我就很失望，在復旦不能有這樣的福音。
一九四七年夏天我大學畢業了，在台灣的省政府得到一個工作，就離開上海到台灣。上海的大復興，倪弟兄恢復職事是一九四八年，我就沒有機會親臨，雖然是這樣，我們還是在交通裏看到神怎樣祝福祂自己的恢復。李淵如姊妹也常和我通信，把那邊的活動告訴我們。等到李弟兄一九四九年到台北來，他說他等了一段日子，就從台北坐火車到南部去沿路看望聖徒。到了高雄，他聽說我在，那時我離開省政府，到學校教書去了，他就請高雄的弟兄開車到屏東來看我。我一看，「哇！李弟兄你怎麼還記得我啊？」他笑笑，就把我又聯到他身邊，叫我帶他到潮州去看看那邊的聚會。你就看到他注意年輕的人，要成全年輕的人。他有一個印象，我對屬靈文字的的事有興趣，所以等到他在台北開始編輯文字的時候，我一全時間，到一九五四就把我帶到福音書房。－待續（20090227劉遂講於同工訓練，未經講者過目）